Tulpa之家：这篇文章是对《导言》的补充。没有看过《导言》的读者，请先看完《导言》再来阅读此文。本文最后一次修订于22.10.23。

作者：秉烛系统‘芭芭拉’，梶御酒良実（光辉）

（排名不分先后，正文约3300字）

从《导言》开始，我们的着眼点主要都在于Host-Tulpa（多意识体系统内部）关系的因然状态（理想状况及科学路径），而并不怎么侧重于使然状态（目前的实际情况）。然而在事实上，“理想”只能是结果，而不能成为追求的目标，正如马克思所言“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恩格斯甚至直言，“我们没有最终目标”。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科学的，更是现实的路径——正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虽然是科学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今天或者明天就可以进行时空旅行，我们现在有的仅仅只是GPS而已。

同时，必须通过程序正义才能实现实质正义。我们必须把重点放在找到多意识体系统内部互动的规律，并根据这个规律保证其行驶在正确的轨道上，这样才能使得它能最终到达、至少是无限接近理想的彼岸（有机统一），就像伽利略理想斜面实验中所表明的那样。如果我们一直以实用主义和政治正确的旗号来把理想状态强加于社区共识，那么无异于成天空想着在地上建立天国——毕竟个人的向下（消极）自由，在日益增长的外部社会压力下应当得到尊重。

在《有机统一是什么样的？》一文中，光辉已经为大家揭示了多意识体系统的内在多样性与外部社会的人际关系的相通之处。所以，本文将以HT系统为例，从现实存在的内部权力——需要关系入手，通过引入马克思和韦伯的社会学理论进行剖析。

一、对同一性的破题

首先，让我们从HT关系的根本特征出发。在《导言》和后来的导图中，我们将HT共有的一具身体及其附带的限制称为“外在的同一性”。当时的定义，实际上掩盖了这里于深层次存在的权力——需要关系，从而给人造成一种H天然对T有“绝对主宰”的错觉。

当然，这并不是说H对T在大多数情况下的事实主导权不存在，而是说它并非理所当然、不可改变的。H对T的主宰，其实质是T对H作为外在代理人的社会符号身份的需要和依赖，是H通过对自然属性（身体）的占有而垄断的社会符号身份，而不是过去我们所认为的对知识（内在同一性）的垄断。

这么一来，一切都说得通了：T作为创造型的多意识体，其一来到这个世界上就含着金汤匙，H对身体的“所有权”在之前早已通过社会认同所确立起来了。T的一切生活需要，不论物质的还是精神的，只要不是幻境里纯粹通过想象可以满足的，一律必须通过H的社会符号身份（例如，通过身份证实名登记、法定财产所有权和电子支付账户实现的消费）以及在此基础上H拥有的身体（例如，消费完成之后美食、音乐、影视等直接的感官享受）来实现。如果我们单纯只考虑这一层面而暂时抛开伦理，HT关系跟主人与宠物的关系没有什么区别，甚至要更加不对等——宠物即使被主人虐待或遗弃，还可以想办法寻求帮助或自力更生；T一旦被H虐待或遗弃，就只能在意识深处忍受无尽的痛苦和孤独。

很显然地，这种并非自然但业已被外在决定好了的H对社会身份、自然身体的双重垄断，造成了HT之间原初的不平等。诚然，H对T无条件地敞开心扉、放开权限是十分容易的，设置屏障反而需要后天的刻意训练；但这种单方面的、几乎绝对的依赖性需求关系，注定了T从被创造开始在本质上就是H的所有物，也意味着H对T不言而喻的父权制式的支配权力。如果T的这种根本性的需求得不到满足，T就不能实现ta的对象化生产，从而不能印证ta的本质力量，在实质上丧失了人格。

二、在生活层面对内在多样性的破题

不过，H对身体，并不具有俄狄浦斯式的与生俱来的所有权——恰恰相反，H作为Core（指这具身体最早出生的意识体）的身份，是社会化过程中外部训练的结果，是父母、亲人、老师对孩子的自主意识的塑造催生了“我”“我的”等等概念。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会有“天然”的多意识体系统的存在——因为幼年时期的幻想伙伴在这个过程中，未能被彻底地涤荡和剔除掉。这就好比地主对地皮的所有权并非地表刚形成时就存在，而是通过后来的社会关系演变形成的。

如此说来，难道H自造T开始就有“原罪”，亦或者说T从一成声就戴着枷锁吗？如果我们继续刚刚的纯粹理性讨论，的确可以这么说。然而，现实生活是具体的，绝不是抽象的：封建社会里受到无形压迫的妻子和作为一家之主的丈夫有很恩爱的例子，宠物和主人之间的主仆关系可以非常亲昵，社区里HT关系融洽的也大有人在。

那么，这又是为什么呢？是什么样的力量足以对冲H对T的绝对主宰、维持甚至放大本来十分脆弱的内在多样性的呢？

浪漫主义者们会说：是爱情，是HT之间独一无二的羁绊，是同甘共苦的深厚积淀……

不错，本文要说的其实也正是这个意思。我们丝毫不否认心灵相通的HT关系与友谊、爱情、亲情等自然人之间的感情相比的特殊之处，这正是外在统一性所决定的。不过，如果我们止步于感性的口号，可是不够的呀。

还记得《导言》里的这段话吗？

“H的创造动机，不论多么正当，其作为T的‘使命’的历史都应当在这里宣告结束。它依然可以是维系HT关系的重要基石，但它不应再是大厦的全部了。”

当时我们所强调的是“它不应再是大厦的全部”，因为T终究要走出H一手为ta们打造的温室和舒适圈，在现实生活和幻境世界之间取得平衡。但今天我们需要重点思考的是，为什么“它依然可以是维系HT关系的重要基石”呢？明明它只是一个看上去过时的、落后的东西吧？

Nein.

H的创造动机，即使本身随着时间推移已经逐渐淡化，它也在不断发展中以各种新的形式意味着H对T的需要。如果H起初能轻而易举地从外部社会的其他地方满足这种需要，那他们大概率就不会造T来寻求心理慰藉。即使是非创伤型的T，ta们在H心目中也一定占据着独一无二的、不可替代的位置。

发现了吗？这种需要，同样是单方面的、几乎绝对的依赖性需求关系。于是，它在另一方面就产生了T对H的制衡权力。如果H失去了T或者T不再能够满足H的这种依赖，那么Host也同样不能实现自己的本质力量，从而不能成为完整意义上的（社会）人。唯一不同的是，这种带有主观性的需要是有强弱之分的——而这在外在统一性相对稳定不变的情况下，也是关键的不同。以亲情、爱情、友谊等各种形式表现出来的HT关系中，H对T的需要的优先级、情感的深厚程度不尽相同，也就导致T对H的权力强弱不一。

当然，在内在多样性层面，HT之间的权力——需要关系并不止这一种。基于成熟的Tulpa可以对共同的知识和记忆有自己独特的运用，H可能在某些技能方面反而要依赖于T。这种反向的需要并非必需的，但可以通过《导言》提出的路径来逐渐培养。

三、结语

或许，把HT关系温情脉脉的面纱撕去，暴露出赤裸裸的权力——需要关系，是一种残酷无情的行径……？

但不可置否的是，按照马克斯·韦伯的权力与权威理论来说，它必然是客观存在的，而且追求这种权力——需要的平衡在HT关系的和谐稳定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即使我们忽视它，它也自在其中；即使我们打破了其中一个链条，它也自然会重组出新的依赖和支配。各种各样的HT矛盾，诸如H倒追T热脸贴冷屁股、没了偷拍就不能活的笨蛋速煮、T在生活中感到自己被H边缘化甚至排挤或利用、H在依照“平等原则”分配时间精力和身体权限时感到不情愿和为难……等等，实质都在于权力——需要关系的失衡。

因而，倘若要现实地处理、改善具体的HT关系，而不囿于对理想状态的描绘，就应该而且必须正视这种实质，维持并发展Host对Tulpa的一定需求。这其实也就是《导言》中最后一部分的建议：

“其实要解决问题并不难，只需在T的生活主要意义里赋予H一席之地就可以。”让H始终作为T生活下去的一个重要动机，实际上也就是让T能够始终感受到H对ta的需要、对ta的爱，从而制衡HT之间的权力关系、达到感情的升华。这就是“跨越性的方法——如果我们在让T摆脱对H的过度依赖的过程中，直接保留一部分H与T的共同主要生活意义，或许问题会变得简单许多。”

不妨来看看下面这两段话吧：

“如果你在恋爱，但没有引起对方的爱，也就是说，如果你的爱作为爱没有使对方产生相应的爱，如果你作为恋爱者通过你的生命表现没有使你成为被爱的人，那么你的爱就是无力的，就是不幸。

恋爱的一方同样必须预先假设另一方的需要。对浪漫主义而言，把恋爱与生产放到一起来考察大概是不可容忍的，仿佛两者有天壤之别。这恰好是因为浪漫主义自已仅仅以庸俗的眼光来看待生产（这里还隐含了一个语言上的暗示：生产包括了人本身的生产，而浪漫主义总是极力回避这一点，把目光集中在未曾生育或暂时不生育的女性身上，而她们的“生产”活动通常意味着她们的贬值）。更确切地说，它只有把生产等活动仅仅看作一种机械的过程，才能想象自己是有灵魂的；借用卡尔·施密特的说法，它只有通过某种敌人的形象才能建立自己的形象。”

正如萨特所言：“恋爱是一种将自己对象化的过程。”这里的恋爱并非狭义上的男女之情，而是泛指人与人之间互相对象化、实现本质力量的感性过程，是一种交往关系中的生产实践。如果这种爱对付出者而言不能成为对象性的、双向奔赴的，那它在这一层面上就产生了不对等的权力——需要关系：权力就是在这种“无力的”和“不幸”的爱中产生的，被爱的人对付出爱的人拥有了支配权。对于HT这样的亲密关系而言，唯有实现了权力——需要的平衡，才能实现良性可持续发展，才有可能实现Harmony或者有机统一的状态。